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框架协议书》及其《补充协议三》中均约定——信达置业先由信达投资出资4亿元并持股100%，当庄胜公司将庄胜二期A-G地块转让给信达置业之后，有权增资1亿元取得项目公司20%的股权;信达置业在北京庄胜增资入股之前，应为信达投资全资附属子公司——这项内容，成为日后北京庄胜与信达投资对垒公堂的争议之核。
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，截止2010年7月19日，信达置业申请增加的注册资本一亿元，已由新增股东北京庄胜一次性缴足。
由于北京庄胜作为外资公司，在项目没有立项前，无法增资入股至信达置业兑现其20%的股权。因此，即使北京庄胜一次性缴足了一亿元的注册资本金，但信达置业却迟迟不能在工商部门正式确认北京庄胜的股东资格。
这意味着，北京庄胜若想获得信达置业这一房地产项目公司20%股权的话，首先需要信达置业重新完成开发立项，然后北京庄胜依据立项申请入资信达置业商委审批，依据商委批准文件办理工商登记。
但是，信达置业的开发立项进行得并不顺利。
信达置业接手之后，这一绝版地块已经烂尾十余年之久。住户之间流水横流，脏乱无序，与老破旧的城中村并无二致。
信达投资方面表示，随着房价水涨船高，拆迁难度极大，两年多的一级开发期间，他们仅拆迁了10余户居民，项目的开发立项工作又遇到极大障碍，“当时因为政策的原因，项目的容积率可能由原来的4.2调整至2.8，这意味着我们未来的可售面积少上很多，账都算不出来。”
这作为信达方面的辩护意见也写进了最高法的判决书。
信达资产尽管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经验丰富，但涉及房地产拆迁，这家公司却有些力不从心。“信达投资是作为国有企业面临保值增值压力，而前期我们投入巨额资金，我们也很着急。”信达投资方面表示。
引入第三方，对簿公堂
北京庄胜将信达投资和中信国安推上北京高院被告席，要求法院撤销关于信达置业股权转让协议。双方矛盾完全爆发。
当庄胜公司将庄胜二期A-G地块转让给信达置业之后，有权增资1亿元取得项目公司20%的股权
2013年5月，北京庄胜将信达投资和中信国安推上北京高院被告席，双方矛盾完全爆发。
力不从心的信达投资，希望引入真正具备操盘能力的合作方。
2011年12月2日，信达投资通过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(下称北交所)公告转让信达置业65%股权。此次挂牌遭到北京庄胜反对，后者反对的依据之一即，其尚未完成对信达置业20%股权的增资入股。
2012年9月28日，信达投资在北交所公告转让信达置业100%的股权。同年10月29日，信达投资向北京庄胜发去公函，
提出20%股权的解决意见——“唯一可行的路径是，由北京庄胜指定所属的内资企业或委托认可的个人(需具有大陆居民身份证)，代持北京庄胜股份，并以此身份进行工商注册登记。”
北京庄胜对于信达指出的“唯一可行途径”并不认可。
周建和认为，以内资主体代持来规避审批，信达和庄胜的协议中并无此类约定，仅规定庄胜有权指定其他民事主体参股项目公司，信达或可从中解读出找人代持的含义。“但代持本身有规避监管之嫌，我们是否情愿，税收、外汇等诸多问题能否理顺，信达可能没有考虑。”
尽管北京庄胜对此次挂牌转让继续提出“强烈异议”，不过，在2012年11月1日，中信国安还是以13.6亿元的价格受让信达置业100%股权，同时受让信达置业23.19亿元的借款债务。
如是，中信国安取得庄胜二期A-G地块的土地使用权，北京庄胜则依据信达投资挂牌时对受让方的规定，继续享受增资入股信达置业20%的权利。
2013年5月27日，北京庄胜第一次将信达投资和中信国安推上北京高院被告席，要求法院撤销关于信达置业股权转让协议。双方矛盾全面爆发。不过第一次的对簿公堂，以北京庄胜撤诉而结束。
2013年12月，北京庄胜再次将信达投资、信达置业和信达北分起诉至北京市高院。
北京房地产价格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，又经历了一波巨大涨幅。“项目地块的确发生了巨额增值，”信达投资方面在总结彼时与北京庄胜的交涉经历时说道，“一方面，北京庄胜一直拒绝指定适格主体增资入股信达置业;一方面，2012年北京庄胜先是起诉，请求法院确认信达投资向中信国安转让信达置业股权无效。当看到项目地块的拆迁工作在中信国安介入后快速推进，2013年，庄胜公司主动撤诉，转而重新起诉要求返还整个项目地块权益。”
责任编辑：秦亮